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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uardian Newsletter 129 · Selected - The rubbings and copies of epigraphies collected by Qi Gong
2019-10-25

  编辑|中国嘉德古籍部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672种中,有先生书迹者计222种,包含自商周至近代金石碑刻之拓本、影本,宛如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是先生一生书学思想之结晶,具有重要意义。

Qi Gong’s inscriptions can be seen in 222 of the total 672 rubbings and copies of epigraphies from Shang and Zhou Dynasty to modern times collected by him. The rubbings and copies with Qi Gong’s handwritings form a detailed calligraphy history of China.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the collections represent Qi Gong’s lifetime of calligraphy thoughts.

 

嘉德通讯129期·拍场撷珍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综述

启功先生与中国嘉德创始人陈东升先生

 

  2019中国嘉德秋拍推出重要藏品——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672种,上自先秦金石,下迄近代碑刻,是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这批金石碑帖、法书影本是先生书学思想的来源,是成就先生的基石,是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有着极其重要非凡的意义。这些藏品,在启功先生生前授课录像当中多有出现;先生所著《论书绝句百首》《古代字体论稿》等著作中所用碑帖之插图多出于此;先生撰写论文、题跋之内容皆从中而得。

  在收藏领域,喜欢收藏金石碑帖者,简单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收藏者,凭慧眼鉴真去伪,或有高人点拨,凭财力雄厚,收得稀见珍品;另一类收藏者是书法爱好者,其收藏碑帖拓本,主要作为临池之工具;第三类为学者,所藏碑帖能为其所用,佐证校碑,考证史实。自民国以来,金石收藏领域可称为学者之人凤毛麟角,启功先生当在此列。

  一、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拓本320种

  320种金石碑帖拓本中,含有启功先生题签、题封、题字、批校、过录、题跋本计149种,又有翁大年、费念慈、潘祖荫、周季木、姚华、陈汉第、张珩、容庚、马衡、叶恭绰、康生、郑世芬、林志钧、黄孝纾、黄君坦、谢稚柳、于省吾、溥雪斋、刘铁云、姚鹏图、李孟东、章钰、张效彬、邵章、郭则沄、许修直、葛成修、裴景福、陈运彰、沙孟海等人题签、题跋本若干种。

  今将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分为三类,择选较佳者举例如下:

  其一,极为稀见之本,传拓年代早且拓工精良,公藏亦无出其右,如:《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明真赏斋帖》(明拓传世最精火前本)、《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明拓传世最精本)、《清八大山人法帖》(清初期拓传世孤本)。

  其二,较为稀见之本,临池有益,考史有助,读者悦目愉心,如:《周散氏盘》(民国时期周希丁精拓全形本两种)、《汉司徒袁安碑》(民国时期初发现拓本)、《汉石门颂》(明拓淡墨本)、《汉杨淮表纪》(清初期拓淡墨本)、《汉礼器碑》(清初期郃阳车氏洗石精拓本)、《清乾隆内府摹刻落水兰亭并跋》(清乾隆时期内府拓本,原石佚)、《魏王远书石门铭》(清中期拓淡墨本)、《魏常季繁墓志》(民国时期董康监拓精本,原石毁)、《隋龙藏寺碑》(明拓本)、《唐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存西安本、城武本两种)》(明拓原装本)、《唐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帖(存两种)》(清乾隆时期内府拓本,原石佚)、《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并额》(元明间未剜拓本)、《五代韩通夫妇墓志》(民国时期初出土拓本)、《明思宗朱由检书赐曹化淳三碑》(清晚期拓本,原石已毁)。

  其三,同一内容,先生藏多种或较优版本,为研究法书提供极好的佐证资料,如:《唐怀素书自叙帖》、《唐钟绍京书灵飞经》、《宋蔡卞书达摩面壁之庵》、《宋王升书千字文》、《清世祖顺治帝书敬佛》。

  启功先生集藏金石碑帖,绝非一时所得,成此规模,为其一生之心血。

  启功先生对于碑帖的取舍,不同于一般碑帖收藏者,并不以校碑字诀为要务,不计较一笔一画之多寡。先生中青年即在大学任教,收入虽不富足,然亦高于常人,又能挂单笔润,依先生之慧眼,本能收得藏家所言之善本,然先生以为,碑帖首先要传拓精良,能较为清晰地看出笔画波折变化,从刻石中感受书写味道,再与同时代墨迹相印证。启功先生的收藏,于碑刻、法帖皆有涉及,非时人所误言先生“轻碑重帖”。先生喜收集汉魏新出土、新发现之墓志碑刻,认为未经多次传拓,能较为真实地反映本来面貌。对于唐碑,先生较为重视,反对“卑唐”之说,对于一些内容书法俱佳的不知名的唐碑,他都会收集起来加以研究。

  启先生喜淡墨本,他曾戏言:“看着清楚明白。”如《汉石门颂》、《汉杨淮表纪》、《魏石门铭》,此三本皆淡墨,摩崖拓本因地势险要,依当时时代风尚,多作浓墨。古人取烟调胶,所谓烟子拓,而非真正墨块研磨而成,故拓本多有掉墨、掩字口之情况,可以说十之八九皆此种拓本。先生凭借自己之慧眼,能集藏如此精良摩崖拓本,与先生审美观念密不可分。在五十年代,一册《魏石门铭》,所谓明拓此字浓墨本,定价在八十元左右,而淡墨精拓本,虽无此字,定价亦与此相同,可见存世之稀。前辈帖贾有真言:“你拿钱可以买到早期本,但精的我几年也碰不到一册。”由此可见,启功先生购藏碑帖绝非以投资为目的,而是为自己研究之所需,从中窥得古人用笔之诀,所谓“千秋一寸心”。

  启功先生对于同一碑刻,有时会收藏多种形式的拓本,或整纸,或册页,旧拓、新拓皆有,其目的在于校勘碑刻之变化。如《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先生收藏有元明间未剜拓本,又收藏清晚期拓剜后本。两者相校,前者传拓年代早,笔画锋芒略退,是柳书真面,后者传拓年代晚,笔画光洁,看似精神,却并非诚悬原味。启先生通过比较二者关系,为自己汲取书学之丰富营养。

  启功先生对于同一种书体,喜作横向比较,以从中寻找规律。例如先生集藏历代飞白书之拓本。飞白书始于汉,在唐代多有碑额书作留传。唐之飞白,有《唐李世民书晋祠铭》之额、《唐李治书纪功颂》之额、《唐武则天书升仙太子碑》之额;宋之飞白,有《宋仁宗赵祯飞白书》,上述四种飞白书启功先生都有拓本留存。拓工在传拓碑刻时,往往为省纸而不拓碑额。又因多拓碑额与拓工的价格无关,所以碑额的集藏颇为不易。

  此外,启功先生还极为重视同一书家不同碑刻、法帖的集藏,如宋四家、明人法书等。汉唐碑刻集藏较易,而宋以后之碑帖,因不为人所重,传拓无多,收藏绝非易事。

 

嘉德通讯129期·拍场撷珍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综述

启功旧藏金石碑帖展

嘉德通讯129期·拍场撷珍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综述

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

 

  二、启功先生旧藏法书碑帖影本352种

  启功先生旧藏法书影本,共352种,含清晚期至民国、近现代之珂罗版、金属版、石印本。近代碑帖法书影印本,先生几乎全部购藏。内含启功先生题签、题字、批校、题跋本63种(另启功先生题标10种,未计算在内),又有钱玄同、顾颉刚、傅大卣、徐石雪、溥雪斋等题签、题赠本7种。

  民国时期,珂罗版之价格,高于一般拓本,特别是一些私人印刷本,印量之稀,传世可谓“墨林星凤”。这些私印本,是藏家精心制版,印刷优良,每种一般在百册左右,基本为藏家分赠好友,对外出售者不多。如罗振玉私印本,其委托日本小林写真所制版,有些种类因册薄(每册定价薄厚一致),又不为人重视,印量极为稀少。罗氏法书碑帖私印本,传世稀见者:其一《王居士砖塔铭》,线订本,非博文堂册页本,二者所用底本同,罗氏私印本有罗继祖题跋,博文堂本无跋,且钤印位置多有不同。此本仅存六开,其价格与罗氏所印其他影本一致,傳世稀見,启功先生存有一本。其二《汉晋墨影》,此书印刷之时,不知何故,多有漏装,传世所见多残缺,启功先生所存者为全本。这些稀见之印本,多在书店仅有目录,而无原书,因需求量之故,定购方能所得。先生在九十年代还一直购买自己所需之印本,如托友人购得罗氏所印《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册,当时发票还在,定价为4000元,价格之高可以想见。

  影本系列中还可见到启功先生亲手装订本。先生存有装订工具,能自装书籍,且多用乾隆笺纸为皮,可知先生对于印本之苛求。海上有任政、翁闿运二氏,与先生此道兴趣相同,凡重要同种珂罗版必购两册,择选印刷清晰页重装一册。

  影本系列中,启功先生题签、题字、批校、题跋者有63种。启先生在影印本上书写的墨迹,常常一挥而就,所谓“心手双畅”,体现了启功先生书法的最佳水平,特别是启先生的小楷,作品未见,仅见题跋,弥足珍贵。启功先生在不同场合都曾说过,用好纸好墨是写不出好字的,而在报纸上作书才能心无旁骛。这绝非先生功力浅近,而是一位真正书家的心得体会。

  影本题跋中可见启功先生的各种书体存世。先生隶书题字者,有《汉礼器碑》(周季木题跋,启功题签、题字,民国时期艺苑珍赏社珂罗版影印本)、《明拓张迁碑》(启功题跋,民国时期珂罗版影印本)、《梁馆坛碑》(张伯英题签,启功题跋,民国时期石印本);先生飞白书题字者,有《董香光书钱忠所神道碑》(启功题签、题字、题跋,民国时期有正书局石印本);先生楷、隶、篆、行、草各体书题字者,有《汉刘熊碑》(启功题字、题跋,民国时期有正书局石印本);这些都是在先生法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

 

嘉德通讯129期·拍场撷珍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综述

明真赏斋帖(明拓传世最精火前本)

嘉德通讯129期·拍场撷珍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综述

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明拓传世最精本)

 

  三、启功题签、题跋本及其书学思想

  此批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中,有先生题签、题封、题字、批校、过录、题跋者,总计212种(另先生题标影本10种,未计在内)。这些先生书迹,涉及版本考证、史料评说、书艺价值等多种方面。启先生曾说过,他是书法资料的收集者,用于学问,用于研究,用于临习,目的很简单。先生有《唐颜真卿书争坐位帖》拓本两种,其一为启功题签、翁同龢题跋,明拓本;其二为启功题签,明拓本。两册先生题明拓,二者皆墨色沉厚,帖贾多以此类拓本充宋本欺人。先生在此极为中肯地品评年代,本可提高年份,而先生却不考虑经济价值。王靖宪先生曾说,启功先生在题签、题跋中很少谈及碑帖的传拓年代,因为这不是其价值最为重要之处。先生题签、题跋皆能对前人误传加以改正,如《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此俗名沿用至今,先生题《僧端甫塔铭》,更符合碑文原意。又如《宋拓皇甫府君碑》(日本民国时期金属版本),先生用多种颜色过录前人之过录本,又加以批校、题跋,由此可见启先生严谨的风格。

  启功先生依自藏拓本、影本,进行书学研究,所作论文者凡多,今略作叙述:

  先生曾以自藏《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松江本)》(张珩、启功题签,容庚题首,众名家题跋,明拓本)、《元赵孟頫书急就章(清安素轩石刻)》(启功题封,清晚期拓本)、《清高宗乾隆帝临吴皇象书急就章》(启功题封,清中期拓本)、《明拓急就章》(启功题跋,1985年上海书画出版社胶印本)、《元赵孟頫书急就章》(启功批校,1961年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影印本)、《弘法大师急就章》(启功批校,民国时期日本石印本)、《元赵孟頫书急就章》(民国三十二年故宫博物院石印本)为资料,1946年创作《急救章传本考》一文,1980年修订。启先生在文中对明松江本,明集珍楼摹刻本、明玉烟堂本等加以考订评述。

  先生曾以自藏《明真赏斋帖(火前本)》(翁大年、费念慈、启功题签,明拓本)、《明真赏斋帖(火后本)》(启功题签)、《万岁通天帖》(启功批校、双钩、题跋,1959年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影印本)、《明真赏斋帖》(民国时期日本珂罗版影印本)为资料,1988年作《唐摹万岁通天帖考》。唐万岁通天帖墨迹有烧残、剥落之字,1959年文物印本略有缩小,无法钩摹,先生在火前拓本上用小纸双钩墨迹本缺失之处,粘于墨迹印本眉端。

  先生以自藏《唐孙过庭书书谱(明曹骖本)》(启功题签,杨叔子题跋,明拓本)、《宋蔡襄书书谱(清蔡忠惠公法书)》(启功题封,清晚期拓本)、《清任恺书唐孙过庭书谱》(启功题封,清晚期拓本)、《书苑》(第一卷第七号唐,孙过庭书谱专辑,启功题字,日本民国时期珂罗版影印本)、《明顾从义旧藏宋拓书谱释文》(启功批校,1936年日本孔固亭珂罗版影印本)、《唐孙过庭书谱真迹》(1943年日本清雅堂珂罗版影印本)、《宋拓太清楼书谱》(1966年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影印本)、《旧拓薛刻书谱》(民国时期珂罗版影印本)、《孙过庭书谱》(197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珂罗版影印本)为资料,1964年作《孙过庭书谱考》。

  先生以自藏《唐怀素书自叙帖(清兰州公署本)》(启功题封,清晚期拓本)、《唐怀素书自叙帖(清契兰堂法帖卷五)》(启功题签,清中期拓本)、《怀素自叙帖真迹》(民国十五年延光室珂罗版影印本)为资料,1991年作文《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

  先生曾以自藏《梁唐宋人书(明戏鸿堂法书二)》(明拓本)、《晋隋人书(明戏鸿堂法书三)》(启功题签,明拓本)、《唐人书(明戏鸿堂法书七)》(清中期拓本)、《唐人书(明戏鸿堂法书十)》(明拓本)、《宋米芾书(明戏鸿堂法书十四)》(启功题签,明拓本)为资料,作文《从戏鸿堂帖看董其昌对法书的鉴定》。

  启功先生除作文、题跋之外,还热衷于碑帖法书影本之传播。文物出版社出版“历代碑帖法书选”,先生对择选版本提出建议,或题签,或撰写说明,书中却未留先生之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法教学参考丛帖”,先生落他人之名作版本介绍,谦称“我的名字太多”,其学识、品德堪为后代楷模。

  启功先生学识深厚,题跋多不作稿;为他人题跋,皆不过夜,当日题毕,每成篇章。2002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法书全集》,烦请先生担任主编,先生对法帖之择选目录,不假思索,将法帖名称,所藏地点一一列出;凡版本相同、同等条件者皆选公藏;公无藏者,再选私人藏品。先生所藏法帖品目繁多,为避嫌,仅选自藏《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公藏无出其右)。先生自藏《明真赏斋帖》(明拓传世最精火前本,先生择选故宫博物院藏本)、《清八大山人法帖》(清初期拓传世孤本)皆未选取,由此可见先生品行高洁,表里如一,成为一代大家,绝非偶然。

  岁次己亥秋月,金运昌、孟宪钧、仲威、刘石、宋皓、章正共同审定。